在跨国交往日益频繁的背景下，以缔结婚姻或建立伴侣关系为名行诈骗之实的“涉外骗婚”案件频发。此类案件不仅造成当事人重大财产损失，更引发复杂的亲子关系与抚养权纠纷。本文将以一个典型实务案例为蓝本，系统梳理并深入剖析受害方在此类“人财两空”困境下的专业化、体系化法律救济路径。
一、 案例呈现
当事人经人介绍，与一名外籍女子相识。介绍人及其配偶声称该女子系其亲属，愿意与当事人共同生活。当事人信以为真，向介绍人支付了高达9万元人民币的“介绍费”。此后，该外籍女子与当事人同居，并生育一子。然而，在孩子出生后不久，该女子便离家出走，杳无音信。事后查明，该女子在国内早已登记结婚，且对9万元介绍费毫不知情。当事人遂陷入既失钱财又需独自抚养非婚生子女的困境。
二、 救济路径
（一）刑事救济路径：罪名辨析与构成要件审查
就涉外“骗婚”情境，涉及下列刑事罪名：
1.诈骗罪
构成要件分析：
主体：完全刑事责任能力人；
主观方面：具有非法占有9万元介绍费的直接故意；
客体：侵犯了当事人的财产所有权；
客观方面：介绍人实施了虚构事实（如谎称女方为其亲属、愿与当事人共同生活）、隐瞒真相（隐瞒女方已婚事实、虚构婚介服务）的欺骗行为，并因此非法取得财物，数额巨大，符合立案标准。
本案中，介绍人团伙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利用虚假信息诱使当事人处分财产，完全符合诈骗罪的构成要件，应予刑事立案追诉。
2.拐卖妇女罪：
构成要件分析：
主体：完全刑事责任能力人；
主观方面：具有出卖妇女的目的；
客体：侵害了妇女作为独立人格主体的自由权利；
客观方面：实施拐骗、绑架、收买、贩卖、接送、中转等行为之一。
本案中，介绍人并非将女方作为商品进行买卖，而是将其作为“伴侣”介绍给当事人，当事人支付的9万元性质上是“介绍费”而非“买身价”。女方亦未处于被强迫状态。故不构成此罪。
3.收买被拐卖的妇女罪：
构成要件分析：
主体：完全刑事责任能力人；
主观方面：明知是被拐卖的妇女而收买；
客体：侵害了被拐卖妇女的自由权利；
客观方面：实施收买被拐卖的妇女的行为。
本案中，当事人主观上并无收买被拐卖妇女的故意，其目的是建立婚姻或伴侣关系，且对女方是否被拐卖的事实并不知情。故不构成此罪。
（二）民事救济路径：合同效力否定与不当得利返还
虽然当事人并未与介绍人签订书面合同，但是案涉基础法律关系应为涉外婚介合同关系。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涉外婚姻介绍管理的通知》，任何个人不得从事营利性涉外婚姻介绍活动。该规定属于强制性规定。依据《民法典》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违反该规定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同时，以金钱交易为媒介促成跨国伴侣关系，亦有悖于公序良俗。因此，当事人与介绍人之间的涉外婚介合同无效。合同无效后，依据《民法典》第一百五十七条，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介绍人应向当事人返还9万元。但法院在裁判时，会考量双方过错。当事人对涉外婚介风险应有认知，存在一定过失。故返还金额法院会酌情扣减，实践中返还比例多在50%左右。
（三）刑民交叉下的程序选择
值得注意的是，若介绍人构成诈骗罪，9万元即属其犯罪所得。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当事人不能就此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而应通过刑事追缴、责令退赔程序解决。为最大化保障权益，建议当事人采取“双轨并行”策略：一方面向公安机关报案追究刑事责任；另一方面，可就合同无效或不当得利另行提起独立的民事诉讼，以不受刑事案件进程影响。
三、 衍生问题解决路径：非婚生子女抚养权的确立
女方离家出走后，非婚生子女的抚养成为紧迫问题。依据《民法典》第一千零七十一条，非婚生子女享有与婚生子女同等的权利。当事人作为生父，可向其住所地人民法院提起“同居关系子女抚养纠纷”之诉。鉴于女方下落不明，客观上无法履行抚养义务，法院将依据“最有利于未成年子女”原则，判决子女由当事人直接抚养，并判令女方承担相应抚养费。此举虽面临未来执行困难，但能从法律上确认当事人的监护地位，为子女的户口、教育等事宜提供依据。
结语：综上所述，面对涉外“骗婚”陷阱，被害人的维权之路需多管齐下。唯有构建起刑事、民事、家事三位一体的复合型救济体系，方能有效应对复杂局面，全面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作者简介】范例律师：广东南天明（江门）律师事务所主任，自2016年加入南天明以来，专注于公司法、破产法、合同法等领域法律实务的办理与研究，经办过大量股权纠纷、破产重整、合同纠纷、不良债务催收等多种类型案件，参与经办的案件中已有11个被省、市专业协会评为“经典案例”。联系电话：1852096708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