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治理的有效运转，有赖于各治理机关在法定权限内各司其职、协调配合。在有限责任公司中，股东会作为权力机构，其决议的正当性不仅取决于表决结果的合法性，更取决于会议召集程序的合规性。董事会作为股东会的法定召集主体，其召集行为的规范性直接关系到股东会决议的效力基础。《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六十三条虽确立了董事会召集股东会的基本原则，但对于“董事会召集”的具体方式——“是否须经董事会会议决议方可发出召集通知”，并未作出明确规定。
       这一规范空白在实践中引发了广泛争议。从理论层面而言，争议的实质在于对“董事会召集”这一法律行为的不同定性：若将其理解为董事会的集体意思表示，则召集行为须以有效的董事会决议为前提；若将其理解为一项程序性通知行为，则董事会的印章或董事长的签发即可完成召集。两种理解路径背后，折射出公司治理中形式正义与实质正义的价值张力。从实务层面而言，各地法院对此问题的裁判路径存在明显分歧，部分法院坚持“决议前置说”，部分法院采“通知行为说”，另有法院侧重对程序瑕疵是否产生实质影响进行综合判断。裁判标准的不统一，不仅影响了当事人对诉讼结果的预期，也对公司治理实践产生了引导上的困惑。
       本文拟从法理解析与司法裁判梳理维度展开分析，在此基础上构建董事会召集股东会程序瑕疵的司法认定规则，以期为统一裁判标准、完善公司治理提供参考。
       一、问题的提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六十三条的规定，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会会议由董事会召集，董事长主持。然而，该条款仅规定了“由董事会召集”这一结果性要求，却未明确董事会以何种方式作出召集决定，即是必须经董事会集体决议，还是可由董事长以董事会名义直接发出通知？这一规范空白在实务中引发了持续的争议。
       问题的核心在于对“董事会召集”这一法律行为的定性。如果将“召集”理解为董事会的集体意思表示，则召集通知的发出须以有效的董事会决议为前提；反之，如果将“召集”理解为一项程序性通知行为，则董事会的印章或董事长的签发即可完成召集，无需另行召开董事会。两种理解路径在司法实践中均有支持者，裁判分歧由此产生。
       二、对立观点的法理辨析
       （一）“决议前置说”及其依据
       持决议前置说的观点认为，董事会作为公司机关，其意思表示的形成必须通过会议决议的方式作出。董事长未经董事会决议擅自召集股东会，实质上是以个人意志替代机关意志，违反了公司治理的基本原理。有学者明确指出：“执行董事及董事长发出召集通知系执行董事会决议的体现，因此，必须存在有效的董事会决议是符合法律规定及逻辑推理的应有之义；在没有有效的董事会决议的情形下发出的召集通知属于存在瑕疵的召集。”
       从公司治理结构的角度观察，董事会是采取“会议制”的合议机关，其职权行使需经法定人数出席和表决程序方可形成有效意思。若允许董事长未经决议即召集股东会，实质上架空了董事会的集体决策功能，可能导致个别董事滥用召集权。
       （二）“通知行为说”及其依据
       持通知行为说的观点则认为，“董事会召集”应当理解为以董事会的名义通知会议召开、安排会务等程序性行为，并非指股东会会议的召开须经董事会决议。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在（2013）沪一中民四（商）终字第810号判决中即体现了这一立场：该案中，董事会向股东发出会议通知，通知由董事长签发并加盖董事会印章，法院并未因缺乏单独的董事会决议而否定召集程序的效力。
       这一观点的实践基础在于我国《公司法》并未对有限责任公司董事会的召集程序设置强制性前置规定。有律师明确指出：“与股东会不同，董事会是公司的日常管理机构，董事会的召集并没有法定的前置程序，不存在提前通知、提前公布议题等强制性规定。”在商业实践中，大量有限责任公司仅设执行董事或不设董事会，若严格要求每次召集股东会均须先行召开董事会，将显著增加公司治理成本。
       （三）两种观点的核心分歧
       两种观点的根本分歧在于对“董事会召集”这一法律行为的定性不同：“决议前置说”将其定性为集体意思表示行为，强调董事会作为公司机关的意志形成过程；“通知行为说”则将其定性为程序性通知行为，强调召集行为的对外效力与程序功能。这一分歧的实质，是公司治理中形式正义与实质正义的价值张力在召集程序问题上的具体体现。
       三、司法裁判的差异化路径
       从既有裁判文书来看，各地法院对此问题的认定存在明显分歧，大致可分为“决议前置说”“通知行为说”以及“实质影响说”三种裁判路径。
       （一）支持“决议前置说”的裁判
       部分法院认为，董事会作为公司机关，其召集股东会的意思表示必须通过董事会决议的方式作出。董事长未经董事会决议擅自召集股东会，构成召集程序违法。
       在牛某某与天爱公司公司决议纠纷案中，法院明确指出：牛某某作为天爱公司的董事长，应按照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履行董事会会议召集义务，其未经董事会决议而自行召集主持系争临时股东会会议，违反了公司法及公司章程关于股东会会议召集程序的规定及约定，所形成的会议决议应当予以撤销。
       另有案件反映，股东会会议通知载明的召集人是董事长，并未通过董事会会议决议进行召集。法院判决认为，董事会、股东会是由不同主体构成、行使不同职权、代表不同意志的法人机关，公司未经董事会决议，且未通过董事会召集股东会会议，于法相悖，系争股东会决议被撤销。
       在路迪公司等与王某的公司决议纠纷案中，法院进一步区分了“无召集权人召集”与“有召集权人程序瑕疵”的界限。法院认为，股东会议有效召开系公司决议成立的前提条件之一，应由符合法律规定的召集人依照法律或公司章程规定的程序召集全体股东出席。该案中，路迪公司并不享有临时股东会的召集权，其在明知执行董事王某召集的股东会议地点在北京市怀柔区的情况下，未前往出席，另行单独在深圳召开会议，该会议不能被认定为公司法意义上的股东会，据此通过的决议应属于股东会决议不成立的情形。
       （二）支持“通知行为说”的裁判
       与上述立场不同，部分法院认为，“董事会召集”应当理解为以董事会的名义通知会议召开、安排会务等程序性行为，并非指股东会会议的召开须经董事会决议。
       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在（2013）沪一中民四（商）终字第810号判决中即体现了这一立场。该案中，甲公司董事会向包括周某在内的各股东发出会议通知，该通知由甲公司董事长李某签发，并加盖了甲公司董事会的印章。法院并未因缺乏单独的董事会决议而否定召集程序的效力。
       （三）侧重程序瑕疵实质影响的综合判断路径
       更多法院则倾向于结合瑕疵的严重程度和对股东权利的实际影响进行综合认定。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在张某与十七华集团公司的公司决议纠纷案中明确：即使存在张某军未经十七华集团董事会决议擅自召集股东会的情形，因股东均已收到通知并实际参加会议作出决议，前述程序瑕疵并未影响股东行使权利，对决议亦未产生实质影响，不构成导致决议应被撤销的重大程序瑕疵。该判决的核心逻辑在于：召集程序瑕疵是否导致决议被撤销，关键在于股东的表决权是否因此受到实质性影响，而非形式上的“是否召开董事会”。
       在“刘某案”中，股东江某已出席该公司的临时股东会，且对股东会所讨论之事项已经发表了自己的看法，虽然江某对公司议决事项持反对意见，但其参与权、表决权已得到实际保障。法院最终判决不予撤销决议，体现了对程序瑕疵实质影响的考量。
       而在“卞某、戎某、俞某与江苏某投资股份公司公司决议撤销纠纷案”中，原告戎某、俞某、卞某因认为此次临时股东大会召集程序存在严重瑕疵，提出异议，并中途退出了临时股东大会，未参与所有议程的表决。法院认定，股东的表决权未得到实际保障，这成为最终撤销股东大会决议的重要考量因素。
       四川省广汉市人民法院在审理一起股东权纠纷案时亦指出，监事会未经过“董事会不能履行或者不履行召集职责或者拒绝召集股东会议”这一前置程序，擅自越权召集股东会，构成无召集权人召集，所作决议不成立。该裁判思路与北京一中院的“实质影响说”一脉相承，即召集程序瑕疵的法律后果，取决于该瑕疵是否实质性地影响了股东权利的行使。
       四、司法认定规则构建
       基于上述规范分析与司法裁判的考察，本文认为，在现行法律框架下，对“董事会召集”的理解不宜采用单一的形式标准，而应构建“以召集名义为形式要件、以权利保障为实质要件”的判断框架。具体可从以下四个层面展开：
       （一）形式要件：以董事会名义发出召集通知即满足“董事会召集”的形式要求
       从规范文义观察，《公司法》第六十三条仅规定“董事会召集”，并未要求召集行为须以董事会决议为前提。从公司治理实践观察，大量有限责任公司仅设执行董事或不设董事会，若严格要求每次召集股东会均须先行召开董事会，将显著增加公司治理成本，与有限责任公司的人合性和灵活性特征不符。前述上海一中院（2013）沪一中民四（商）终字第810号判决等，均未将“是否召开董事会”作为单一判断标准。因此，在公司章程未明确约定的情况下，以董事会名义发出召集通知（如加盖董事会印章或由董事长签发），即满足“董事会召集”的形式要求。
       （二）实质要件：股东表决权是否得到实际保障是核心判断标准
       综合前述各地法院的裁判路径，无论是“决议前置说”还是“通知行为说”，其背后的实质关切均为股东的表决权是否因召集程序而受到实质性影响。在牛某某与天爱公司案中，未经董事会决议的召集行为之所以导致决议被撤销，根本原因在于该瑕疵实质性地影响了公司治理程序的正当性；而在张某与十七华集团案中，法院之所以认定瑕疵不构成撤销事由，核心理由在于股东均已收到通知并实际参加会议，表决权未受实质影响。因此，召集程序瑕疵的法律后果，应取决于该瑕疵是否实质性地剥夺或限制了股东的参与权和表决权，而非形式上是否召开了董事会。
       （三）例外情形：公司章程可作出更高要求，但不得实质性剥夺股东固有权利
       公司自治应当得到尊重，公司章程可对董事会召集股东会的具体方式作出细化规定，包括是否须经董事会决议、通知的签发方式、召集期限等。但章程约定不得实质性剥夺股东的固有权利，即股东参与股东会并行使表决权的权利。若章程约定的召集程序在实质上导致股东无法有效参与股东会，则该约定本身可能因违反《公司法》的强制性规定而无效。
       （四）举证责任的分配
       在涉及召集程序瑕疵的诉讼中，主张决议应予撤销的股东应就召集程序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公司章程承担举证责任。公司或支持决议的一方主张瑕疵轻微、对决议未产生实质影响的，应就该等事实承担举证责任。法院应结合会议通知的送达情况、股东实际参与程度、表决结果与排除瑕疵后可能结果的对比等因素进行综合判断。
       五、结语
       有限责任公司董事会作为股东会的召集主体时，是否必须先召开董事会并形成决议，现行法律未作强制要求，司法实践亦未形成统一规则。本文通过对规范文义的解析与各地裁判的梳理，认为核心判断标准不在于形式上的“是否决议”，而在于股东的表决权是否因召集程序而受到实质性影响。
       从制度完善的角度，建议立法或司法解释对“董事会召集”的具体方式作出明确规定，统一裁判标准，减少因规范模糊导致的裁判分歧。在此之前，公司应在章程中细化召集程序规则，留存召集过程的完整记录，以降低程序瑕疵引发的法律风险。股东在召集程序存在瑕疵时，应结合瑕疵对自身权利的实际影响，审慎选择是否提起决议撤销之诉。唯有在形式规范与实质正义之间寻求合理平衡，方能实现公司治理的效率与公平的统一。
       【作者简介】杨静怡：公司法专业律师，毕业于广东财经大学，法律硕士。自2020年加入南天明律师所以来，一直专注于公司法业务、国企法务的办理与研究，理论素养高，实战经验丰富，现担任多家大中型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企业的法律顾问。